其一，罗马式，又称法学阶梯式。

又如，新法规定国家鼓励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真正调动社会本身的修复和救济功能转移相关风险，减轻政府的责任与负担，应该说这个制度非常好的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社会成员自我服务、自我负责和自我保障的治理本质。又如国家建立统一的食品企业黑名单制度，将有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企业予以统一曝光，以求建立多元的处罚机制，从多个方面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社会协同治理则重点要设计加强参与和参入能力的制度建设要素。对于不构成犯罪的人公安机关也有义务将案件移交食品监管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王旭进一步明确，如果通过微信进行的交易发生问题，微信无需担责。生产过程的农药残留、添加剂、抗生素使用。他认为，安全是国家价值体系中的底线价值，而食品安全是安全的底线价值。

【观点论】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行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研讨会上，王旭副教授就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剖析。食品安全治理必须率先实现现代化，这关乎人民安居乐业能否实现，关乎社会稳定。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常识与共识容易被忽略，有些常识并没有成为具有共识的价值。

我们考虑民法典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考虑民法典背后，中国宪法的基本生态，宪法的基本价值。宪法至上，维护宪法权威对当代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降低国家治理的成本。只有在宪法至上的前提下，形成的共识才能成为全社会维护宪法强大的社会力量，使宪法具有生命力。无论是社会的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大家应当服从宪法文本，个人或者某些团体的权威不能凌驾于共同体的意志，唯有宪法才是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根本规范，唯有宪法才具有最高权威。

宪法至上，维护宪法权威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与标志，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常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宣誓的这个决定只有70个字，但是前后有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公职人员，掌握公权力的人群，对宪法不是拥护的问题，必须要忠于宪法，你内心里面尊重宪法，捍卫宪法，因为所有的公权力来自于宪法。四中全会反复强调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是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基本要求。那么，如何判断宪法有没有权威？在宪法至上的国家，应当让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法律权威、制度权威都服从宪法，维护宪法的最高性，其他任何权威都不能超越宪法权威。宪法权威形成了一个价值命题的核心任务，虽然社会多样化、利益多样化，但宪法是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

尊重宪法就是最大的价值共识或者社会共识。但是，由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缺乏共识，宪法缺乏它的权威，因此，有那么多的小组，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为了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成立了那么多的小组，有那么多的讲话，有那么多的会议，有那么多的文件，我们是靠文件治国？靠讲话治国？还是靠会议治国？回到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应该按照宪法、法律来办事，我们树立宪法至上的基本理念，把它作为基本的生活方式的话，我想会大大的降低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成本。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更要重视通过宪法寻求共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所以宪法宣誓制度，这个法律虽然不到100字，但是包含了深刻的内涵。目前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当中确实是成本太高，我们在法律规则之外还有大量的非法律、非宪法的规则，如果我们有了宪法至上理念，治理国家靠宪法，一切按照宪法办事，国家决策靠宪法，领导干部办事靠宪法，社会民众维护权利靠宪法，那我们治理国家的成本大大降低。

第十届中国法学家论坛于7月3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题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创新和发展，会议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凤凰大学问独家网络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宪法学研究会会长、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韩大元教授演讲。

对宪法权威的概念虽然有不同解释，但宪法权威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宪法至上，换句话说，只有在树立宪法至上理念的国家中，宪法才有权威（7）全民守法与法治社会的形成。众所周知，理论的最重要的体现形态是学术文本，学术文本通常是理论的基本载体。只有基于法治的一般或基本原理，才能够为中国的具体实践提供合理或充分的依据。以下是四川大学985平台首席科学家，也是首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顾培东教授做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构的几个问题。不仅如此，还要善于将政治化的倡导、政治化语言还原到学术语境中以学术化语言加以表达，唯有如此，才能够有更大的学术讨论空间，也才能与世界各国在相同的语境中交流与对话。

这样定义或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没有脱离人类法治文明的基本纬度，把当代中国法治定位于人类法治文明中的一个重要形态，同时又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并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在国家治理中的自主意识。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涵意很丰富，难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

同时，各司法机关之间以及司法机关内部在法条框架下的活动也远不是法条本身所能够体现的，因此，要揭示中国司法运行的实际状况和真实面貌，就不应回避或避讳这些内容。二是这种认知、理解以及探索和实践产生于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条件和现实处境的考量，并体现了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适应和历史命运的把握。

在我看来，所谓的"中国特色"，仍然是建立在法治基本原理上的特色，每一个"特色"都有其相应的法理依据。我认为，评价这一结构的完整性和合理性，应跳出法理学著述既有结构与体系的框框，关键看其能否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法治实践的基本面貌和基本原理。

（5）司法体制及司法权运行机制。当下中国法学人应建立一种明确的自省意识，重新审视自己的法治观，特别是对当代各国法治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保持充分的了解，同时对中国国情因素与法治实践的关联性保持透彻的把握，并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进行真诚的对话与讨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问题形成更多的共识，把法学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力量聚焦和集中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系统化建构之上，尤其是最尽快推出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定权威性、经典性的理论著述。我尝试提出这样的定义或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当代中国依据于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和现实处境，并立基于社会发展要求和国家的历史命运而对法治这一现代国家治理基本方式所作出的独特认知与理解、独特的探索与实践。当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构建基础或一般理论，尤其是如何确定和搭建基础理论的结构。

当然，法理学或法学基础理论应客观地反映法治或法律现象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真实状态以及法治、法律运作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趋势，对中国这样的法治形态给予必要的关照，尤其避免把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作为法治或法律的绝对真理。三是建设性地提出法治各项工作发展与完善的目标与路径。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定义或表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首先必须从概念上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各种正式文件还是各种学术著述，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定义或表述。八是在法治运作的策略与方式方面，坚持不断提升法治运作的正规化、专业化技术化水平与注重法律手段适用的大众化、实效化以及适应性相结合。

（4）立法与法律体系的形成，重点阐述中国立法体制、立法机制以及法律体系。我认为，法治的"中国特色"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一是在法治发展方向和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径方面，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主化法治道路与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成果、广泛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相结合。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但从理论建构的要求看，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法理学或法学基础理论以法治或法律为研究对象，把法治或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或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性实践，从一般意义上阐释法治或法律的基本原理。（6）行政执法与法治政府建设。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基础理论则以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为研究对象及基本内容。而某些"国情论"或"特色论"的主张者则往往凭借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合的优势，以简单的判断和结论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论证，空洞、甚而武断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与主张，并习惯于用一些不走心、不过脑的空话套话去证成现实中的存在，从而降低了其意见与主张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前注】 第十届中国法学家论坛于7月3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题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创新和发展，会议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凤凰大学问(dxw.ifeng.com)独家网络报道。近些年，法学界对此有过一些探讨，但认识上分歧较大。

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基础理论的结构似应包括：（1）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或法治文明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主要阐述作为现代国家治理基本方式的法治以及作为人类文明现象的法治与当代中国法治之间的关系。比如，党对法治的领导问题，实质上是国家的主导政治力量与法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法理学中的重要命题，在中国存在，在其他国家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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